實事求是地講，過日子難免有人會入不敷出，或過得很拮據，因而對日子“惶恐”的人，總是有的。然而，當一個城市里“惶恐族”占駐了相當部分時，卻也折射出這個城市的無情，表明城市只求“擠出效應”，而忽略了不同群體的適意生存。

現在的大城市，尤其是一些特大城市，其發展的價值取向，乃是通過經濟杠桿，提高生活成本，發揮“擠出效應”，也就是把一些低收入人群擠出城市，實現城市人口的均衡合理，避免人口爆炸。然而，當這種講求太過，卻既不符合“讓城市生活更美好”的人居理念，也會產生諸多現實問題。

放眼世界，一流的城市并不意味著只有高收入階層。倘若有，那么這種城市人口結構的失衡，最終必然會導致城市部分功能的喪失，以致與一流城市無緣。城市越發展，越應當適合不同收入群體的生存。也就是說，不同收入群體，都應當也能夠在大城市里找到生存的空間，才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。這里的關鍵是，其收入，應當與其勞動價值與生活成本相匹配，而不能是一流的生活成本、二流的勞動、三流的收入，如果出現這種錯位，“惶恐族”就會呈現增多之勢。

城市的“擠出效應”，會觸發一些群體的“自覺逃離”，這是必然而正常的反應。但是，當上述錯位過大，勞動所得很難與勞動價值和收入匹配時，相當群體的逃離，會損傷城市的品質。說白了，就是城市需要一類人干活，卻只支付低工資，讓其承擔高生活成本，其結果必然導致這類活沒人干。而留下的兩類群體，一個就是不得不精打細算的“惶恐族”，一個則是都市貧民窟群體。

“惶恐族”往往游離在留下或逃離的邊緣，他們處于生活的焦慮之中，生活品質下降，幸福指數不高。他們要想在城市里把日子過下去，就得想法兒省錢。

為城市發展作出貢獻的人，有獲得在城市愜意生存的權利。現代化的都市，應當著眼于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數，從制度上減少“惶恐族”現象。從根本上說，惟有提高收入，使其與付出的勞動價值相匹配，最終才可能達到與生活成本相適應的良性狀態。如是，過日子“惶恐”者或有，但不會成群成患。